图片来源：MD安德森

Leslie最初只是发现颈部肿块，抗生素治疗10天后没有消退，进一步超声和活检才发现问题来自甲状腺。当地医生告诉她病情严重，并给出了非常有限的生存预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她没有停留在原来的判断上，而是迅速联系了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相关专科团队，并在第二天赶往休斯敦。

图片来源：MD安德森

对于进展迅速、相对罕见的恶性肿瘤而言，时间重要，但“时间里做了什么”同样重要。Leslie抵达MD安德森后，医生没有简单沿用此前结论，而是在几天内重新完成影像、血液检查和活检，开始重新判断疾病性质以及是否存在手术机会。

Leslie的两次活检并不能完全明确肿瘤究竟属于未分化甲状腺癌还是肉瘤，这意味着后续治疗并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。

最终，医生决定通过手术进一步明确诊断，同时尝试切除这个7.5厘米的肿瘤。2021年6月16日，她接受了全甲状腺切除以及中央区、右侧颈部淋巴结清扫，切除的25枚淋巴结中有3枚发现癌细胞，最终确诊为4B期未分化甲状腺癌。

这也是这个病例最值得中国患者注意的地方之一：面对复杂肿瘤，第二意见的价值有时并不是立即找到“另一种药”，而是首先确认诊断、分期和手术可能性。

如果你或家人遇到的也是罕见肿瘤、病理结果存在争议，或者不同医院给出了不同诊断，第二意见未必是为了“换一种治疗”，有时候第一步只是把诊断重新确认清楚。

美联医邦在协助患者申请美国专家第二意见时，也会先根据现有病理、影像、基因检测和治疗记录，判断是否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国际专家评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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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确认“到底是什么”，再讨论“应该怎么治”，往往比盲目寻找某一种新药更重要。

手术前，Leslie曾被告知可能需要气管切开和营养管，但术中医生发现，肿瘤可以从甲状腺区域完整分离，并没有侵犯食管或声带，因此最终避免了这两项处理。

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类似患者都能获得相同结果，而是说明肿瘤的实际侵犯范围和可切除性，有时必须结合高质量影像、病理以及经验丰富的专科外科团队重新判断。

而对于这类疾病，NCI目前仍将手术、外照射放疗和系统治疗列为主要治疗方式，同时建议进行BRAF V600E等分子检测，因为大约25%的未分化甲状腺癌患者存在这一改变。

美国MD安德森医院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，并不只是医院规模，而是它针对这类罕见疾病建立了专门的诊疗体系。

其未分化甲状腺癌相关团队汇集内分泌肿瘤、头颈外科、肿瘤内科、放射肿瘤科、病理及研究人员，针对患者快速完成诊断确认、分期和治疗方案讨论。对于这类进展速度快、治疗窗口有限的疾病，多学科团队能否快速形成统一判断，本身就是医疗能力的一部分。

手术确定诊断后，Leslie接受了6周放疗和5周静脉化疗；由于分子检测没有发现当时能够用于靶向治疗的突变，她没有进入相应靶向药治疗路径。随后，她又在医生指导下接受Pembrolizumab免疫治疗，并持续两年，于2024年1月完成治疗。

这恰恰说明，所谓“精准治疗”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一种对应的精准药物，而是根据病理、分期、分子特征和身体情况，在不同治疗手段之间寻找合理组合。

例如，NCI数据显示，针对BRAF V600E突变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患者，dabrafenib联合trametinib在相关Ⅱ期研究中报告了69%的确认客观缓解率；Nature Medicine 2023年发表的ROAR研究，在36例相关患者中报告的客观缓解率为56%。但这些数据针对的是特定分子类型和治疗人群，并不能直接套用于所有患者。

对于罕见肿瘤而言，专病中心的价值还体现在临床研究与标准治疗之间的连接。

目前NCI临床试验数据库仍能看到针对不同分子特征、不同治疗阶段的相关研究，其中包括BRAF突变疾病的联合治疗研究，以及针对BRAF V600E阴性患者的新方案探索； 美国安德森医院也是部分相关甲状腺癌临床研究的开展地点之一。

因此，对中国患者而言，真正值得问美国专家的往往不是一句“美国有没有新药”，而是：

我的病理需要重新确认吗？有没有必要补充分子检测？目前方案之外是否存在合理替代方案？是否有符合条件的临床试验？手术窗口是否仍然存在？

这些问题，才是跨境第二意见可能产生实际价值的地方。

对于罕见肿瘤，真正值得问的往往不是“美国有没有更好的药”，而是“我的病例有没有不同的可能性”。

如果已经完成手术或接受过治疗，但仍然存在病理、分子检测、后续治疗方案或临床试验方面的疑问，可以通过美联医邦先整理完整病例资料，再匹配美国对应专科专家进行远程第二意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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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专家复核后认为目前国内方案已经合理，也没有必要为了“美国治疗”而贸然出国；如果确实存在治疗思路、临床试验或进一步评估的空间，再考虑下一步。

Leslie的经历并不能证明所有类似患者都应该赴美治疗，中国大型医院在肿瘤诊疗、分子检测和多学科治疗方面也在持续发展。

但如果患者遇到的是罕见肿瘤、病理存在争议、治疗方案出现明显分歧、常规治疗后疾病仍然进展，或者怀疑存在靶向治疗和临床试验机会，那么获得一次美国对应专科专家的独立意见，可能帮助家庭重新确认治疗方向。

而且，第二意见并不等于必须出国。

如果美国专家与国内团队的诊断和治疗建议高度一致，那么远程会诊本身就已经完成了它最重要的任务——帮助患者确认目前的治疗路径。

Leslie的故事最终留给我们的，并不是一句“去美国就能改变结局”，而是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：当治疗已经走到关键节点，还有没有必要再听一个真正懂这种疾病的专家意见？

如果你或家人正在面对类似情况，可以先从美国专家远程第二意见开始，由对应专科专家结合病理、影像、基因检测和既往治疗资料，对当前诊断及方案进行独立评估；如果评估后确实存在明确的治疗差异、手术机会、新药或临床试验窗口，再进一步考虑赴美就医。

Medebound美联医邦并不建议所有患者赴美治疗。我们更希望帮助家庭先判断：究竟有没有必要走这一步，以及如果需要，应该在什么时候走、去什么类型的专科中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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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你希望了解自己或家人的情况是否适合申请美国专家第二意见，可以留言 【评估】，我们提供初步适配分析和资料准备清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