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此同时，癌症患者的长期生存也发生了明显变化：2016—2022年确诊患者的总体5年相对生存率达到71%，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约为49%。

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晚期患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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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处转移癌症患者的5年相对生存率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7%提高到了36%，超过30年实现翻倍。

这些数字并不意味着癌症已经变得“容易治疗”，更不能据此预测某一个患者的个人生存结果。

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：

过去30年，癌症治疗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。

而这种变化，对今天正在面对癌症治疗决策的中国患者，同样值得关注。

看到癌症死亡率下降35%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：是不是美国研发出了大量新药？

实际上，答案远比“新药”两个字复杂。

AACR报告指出，美国癌症死亡率长期下降，是吸烟率下降、癌症筛查和早期发现，以及治疗进步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以肺癌为例，2015年至2024年，美国肺癌死亡率平均每年下降约4.2%；结直肠癌死亡率同期平均每年下降约1.3%，女性乳腺癌死亡率平均每年下降约1.2%。

不同癌种下降速度不同，背后反映的正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趋势：

癌症治疗正在从“同一种癌症采用相似治疗”，走向更加精细的患者分层。

今天，一位肺癌患者真正需要了解的，已经不只是“是不是肺癌”，还包括肿瘤具体属于什么病理类型、有没有特定基因改变、是否存在对应靶向治疗，以及既往治疗后是否出现了新的分子变化。

换句话说：

“我得了什么癌”，正在进一步变成“我的肿瘤到底有什么特征”。

过去，癌症一旦发生远处转移，很多患者和家庭会自然认为治疗选择已经非常有限。

但AACR 2026报告中的一个数字值得重新理解：

远处转移癌症患者的5年相对生存率，从17%提高到了36%。

这并不代表所有晚期癌症患者都能获得同样的结果，但说明部分癌症已经出现了明显不同于过去的治疗路径。

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精准医学的发展。

同样是非小细胞肺癌，不同患者可能存在EGFR、ALK、ROS1、RET、HER2等不同分子改变；而这些差异，可能直接影响后续治疗选择。

与此同时，免疫治疗、细胞治疗以及新型靶向药物也在不断进入临床实践。

AACR数据显示，在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，美国FDA批准了11种新的抗癌治疗药物，并批准了5种既有抗癌药物的新适应证。

但这里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问题：

新药越来越多，并不等于每个癌症患者都能使用。

例如，2026年7月，美国FDA批准zidesamtinib用于特定的ROS1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，而且患者此前需要接受过至少一种ROS1靶向治疗。

所以，“美国又批准了一款肺癌新药”对患者而言其实还远远不够。

真正应该问的是：

我的肿瘤有没有这个靶点？我处于什么治疗阶段？之前接受过哪些治疗？这个药是否真的适用于我？

这才是精准医疗真正的价值。

中国肿瘤治疗近年来同样发展很快，越来越多国际标准治疗、创新药物和精准诊疗技术已经进入国内临床实践。

因此，简单地把中美医疗理解成“美国先进、中国落后”，既不准确，也没有实际意义。

真正可能产生差异的，往往是某一个患者、某一个治疗阶段，以及某一个具体疾病亚型。

例如，一位患者已经接受标准治疗，但近期出现疾病进展；或者病理已经明确，却还没有进行完整的分子检测；又或者发现罕见靶点，但国内现有治疗选择有限。

这时候，美国大型癌症中心的价值，可能并不只是“多一种药”。

更重要的是，它们能够将病理、影像、分子检测、既往治疗以及临床试验放在一起重新评估。

因此，对于部分复杂病例而言，真正值得了解的问题不是：

“我要不要去美国？”

而是：

“美国专家对于我的病例，会不会提出不同的治疗思路？”

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其实已经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。

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下一步才有必要继续判断：这种差异究竟是新药、临床试验，还是其他治疗路径上的不同。

这也是国际医疗决策中经常被忽略的一点。

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需要赴美。

如果患者目前的诊断明确、治疗方案符合国际指南，而且美国专家复核后的建议与国内方案高度一致，那么为了“美国治疗”而专程出国，未必能够带来足够的额外价值。

相反，对于已经经历多线治疗、出现疾病进展、存在罕见分子特征，或者希望了解临床试验机会的患者而言，在决定是否出国之前，先进行一次美国专家远程第二意见，往往更加理性。

通过完整病历、病理、影像和基因检测资料，先回答几个关键问题：

诊断是否需要重新确认？

有没有遗漏重要的分子检测？

目前治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？

下一线治疗是否存在不同选择？

有没有符合条件的美国临床试验？

如果最终发现国内外方案高度一致，患者可以继续在国内治疗。

如果确实发现了新的治疗方向，再进一步评估赴美就医的必要性。

先判断有没有差异，再决定要不要跨境。

这可能是重大疾病国际医疗决策中，更值得坚持的顺序。

此时，真正有价值的并不一定是立即出国，而是：

先获得一个独立、专业的第二意见，确认是否存在治疗路径差异。

美国大型癌症中心的优势，更多体现在：

• 丰富的临床试验资源；

• 对罕见或复杂病例的长期积累；

• 多学科专家协作模式；

• 新药研发与临床应用之间的连接。

对于符合条件的患者，这些资源可能提供额外的信息参考。

MD安德森肠癌教授与家属视频沟通中

AACR这份报告最有价值的地方，并不是告诉我们美国癌症死亡率下降了35%。

而是让我们看到：

癌症治疗正在越来越依赖精准分型、分子检测、新药研发和临床试验。

对于患者而言，医学进步最终能不能转化成治疗机会，取决于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：

你是否知道这个机会存在，以及它是否与你有关。

所以，当看到“美国癌症死亡率下降35%”“晚期癌症生存率翻倍”“一年批准11种新抗癌疗法”这样的新闻时，不妨先不要急着问：

“我要不要去美国？”

更值得问的是：

“这些医学进步里，有没有一项真正与我的病情有关？”

如果你或家人正在经历类似情况，希望了解是否值得申请美国专家第二意见，可以留言【评估】，先从病理、影像、基因检测和既往治疗情况出发，判断是否存在进一步获得国际专家意见的必要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并非所有情况都适合或需要赴美就医。若美国与国内的治疗方案高度一致，远程第二意见往往已经能够提供足够参考。真正需要进一步考虑出国的，通常是存在明确差异化方案，或有新药、临床试验窗口的情况。

过去30多年，美国整体癌症死亡率下降35%，超过480万例癌症死亡因此被避免；远处转移癌症患者的5年相对生存率，也从17%提高到了36%。

这些数字告诉我们的，并不是“癌症已经不可怕”，也不是“美国治疗一定更好”。

它真正告诉我们的是：

癌症治疗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依赖精准信息和个体化决策的时代。

对于大多数患者而言，没有必要因为一条美国医疗新闻就改变治疗地点。

但如果已经走到治疗关键节点，存在罕见靶点、多线治疗后进展，或者希望确认是否有新的临床试验机会，那么在做出下一步决定之前，获得一次独立的国际专家意见，或许值得考虑。

Medebound 美联医邦并不建议所有患者赴美治疗——我们更常做的，是帮助家庭判断是否存在更值得进一步了解的路径。

我们协助患者整理中英文病历，并对接美国对应专科医生进行远程第二意见和会诊；对于已经明确考虑赴美就医的家庭，也可以进一步协助评估相关专科医院及就医流程。

重大疾病决策，从来不是“去哪里”的问题，而是在关键节点上，你是否已经拥有足够完整的信息。